英语系老师帕特森(Ian Patterson)的博客名叫“Curiously Strong”，这曾是20世纪60年代剑桥学生出版的一本诗刊的名字，他在博客上抱怨，要花太多的时间批改考卷，没工夫写作。这位老师写诗，喜欢亨德尔和摇滚，在英语系的试卷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请比较埃米·瓦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歌曲《Love is a Losing Game》和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的诗《As You Came from the Holy Land》。前者是英国流行歌手，后者是16世纪的诗人。帕特森对我们说：“这道题目是让学生阐述诗歌与流行歌曲的关系，语言中的节奏感。现在的文学理论越来越学术化，抽象，而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文学理论应该是开放的。”

　　英语系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说：“是的，我们的考试范围是‘从古至今’的，‘剑桥英语’这个词和‘芝加哥经济学’、‘牛津哲学’一样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批评、比较、当下’。”英语系讲师斯蒂芬·洛根(Stephen Logan)对我们说，他认为大学的功能并不只是一个“研究工厂”，不能只凭借论文发表的数量来评定大学的学术水平：“为什么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才算是我的成绩，而我在报纸或杂志上写一篇文章就忽略不计呢？大学的一个功能就是‘时代的文化标尺’，一个教师完全可以用他的‘观念’来教育学生。”洛根博士和科里尼教授都提到英语系的标志性人物F.R。利维斯。

　　这位利维斯教授讲的是什么呢？有人这样总结：“他是艺术的加尔文，教育年轻人热爱文学之前，先教他们去讨厌其中的90%。”利维斯生于剑桥，求学于剑桥，终身在剑桥担任教职，他和妻子主办的《细察》杂志在文学批评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看不上弥尔顿，对狄更斯也评价不高，他说哈代是个笨拙的匠人，弄出来的小说不过“偶有所得”。他的女学生西尔维亚·普拉斯说他是个秃顶、刻薄的妖精。他的文学观念在早期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开宗明义——“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人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他们今天依然是少数人，流行的价值观念就像某种纸币，它的基础是很小数量的黄金。”20世纪40年代，利维斯发表了《英文学院概要》，他强调，英文学院的核心学科是文学及其批评，它在同时培养智性和情感方面为其他学科所不及。英文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学经典之外，还必须学习外语、比较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在利维斯看来，精神成人远比专业成材来得重要。利维斯毕生事业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信：在一个人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和他在人类生存的总的适应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可以由批评家来唤醒并使之丰富。

　　陆建德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利维斯的。“他在30年代就开课讨论广告、电影这些大众文化。在他看来，文学批评要指出‘套话’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利维斯把文化转换为语言问题，文化的精粹就是辨别优劣的语言，但他给人的印象是在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正在消解批评的标准，利维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总要去电影院看一部美国西部片才能放松。”

　　清华大学教授、剑桥博士曹莉介绍：“与剑桥800年的历史相比，成立于1917年的英文系堪称年轻，当时的一份报告说，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导地位，将文学与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利维斯看来，大学就是要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

　　1959年5月，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评议堂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斯诺曾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小说家，后来“又成了一名身份难以确定的公众人物，有资格对无论什么问题发表他的见解”。这次的演讲他提出了问题：知识分子是两极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一个文学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但科学革命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能让那些贫穷的地方逐渐富裕起来。

　　斯蒂芬·科里尼教授为50年前的这场演讲做了一个长篇导言，《两种文化》中文版中即可看到，他说，斯诺提出来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他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利维斯教授的回应是在1962年，他退休之前所作的《里士满演讲》，他对斯诺的蔑视是全方位的。“他在智力上并不出类拔萃”，他的演讲“所展示的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风格”；“作为小说家他并不存在，他还没有开始存在，他不能被认为懂得小说是什么。他写下的每一页都等于白纸，空洞无物”。这份演讲发表后，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讨论，利维斯的腔调被认为过于刻薄，但这也符合他文学批评的一贯作风。

　　科里尼教授说，凡是利维斯认为浅薄、机械化和仅仅风行一时的东西，他都恨不得扔进垃圾桶里，斯诺可以凭借小说沽名钓誉，但他却闯进了20世纪英国文化一个最敏感的区域：对工业革命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做出评价。利维斯把斯诺的名声看成一种“不祥之兆”，“它说明现代社会多么严重地丧失了谈论能赋予生活以有意义的价值的能力，于是‘繁荣’、‘提升生活标准’这类套话就被用来填补空当”。

　　9月底，剑桥大学的唐宁学院，恰好有一个“重估利维斯”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持人是利兹大学教授C。乔伊斯，他对我们说：“利维斯对工业革命对文化的破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不愿意人们将生活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混为一谈，他教学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理解‘生活’的复杂意味，生活只是个人的，而无法抽象化，难以用工业和科学的数据来证明生活的幸福。”

　　乔伊斯教授说，利维斯教授去世时，《泰晤士报》发表的讣告中特意描述了唐宁学院的建筑特点：“这所学院是希腊风格，用大量的空地取代了封闭的庭院，廊柱高大，在这所学院里人们可以像希腊的智者那样静思，但看到那些建筑，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古典主义。“1962年，当利维斯从唐宁学院退休时，丘吉尔学院的英语教授乔治·斯坦纳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作为一位大学教师，他讲话不多，身材瘦小，他离开讲台，以一种特有的轻松、灵活又旁若无人的步伐走出了房门。可是，当利维斯博士最后一次离开米尔巷时，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结束了。”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