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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专访剑桥大学副校长艾莉森 · 理查德
2009年11月17日

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

   艾莉森 · 理查德,剑桥大学第 344 届副校长(校长职位由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纯属挂名,实际主管学术与行政工作的是副校长),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纽罕学院,在伦教国王学院得到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任教多年,并担任耶鲁大学教务长一职。作为人类学家,她的专业是人类学、灵长生物学,并以研究灵长类动物复杂的社会体系发展而闻名。
 
    在剑桥大学,艾莉森理查德仍然被人称为“教授”。她也喜欢人们这么叫她。她说自己的内心一直是一个人类学者,尽管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她的学术,但每年总有两三个星期,通常是夏天,或者新年,她会带上一些学生去做野外调查。马达加斯加的丛林里仍然保留着她的一个小小考察站。那段时间,她会忘记自己是剑桥大学的校长,她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不再是制度化地思考间题,而是思考事物本身。
 
    “那里没有电话,没有水,没有电,但我热爱那样的时光。”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欢快的光芒。
 
    艾莉森教授研究的是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孤猴,这种孤猴的特点是,雌性在社群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她的身份倒是一种幽默的巧合——剑桥大学 800 年的历史中, 750 年是纯粹男性的历史,她是第一位女校长,而且以作风强硬闻名。
 
    这几年,英国政府一直要求大学广开通道,让贫穷家庭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到剑桥、牛津这样的精英大学读书。这位女校长的回应是:“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完全建立在学生的智力基础上,我们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无论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在与她的对话中,“剑桥的价值”这个词不断被提起。
 
    她穿一条宝蓝色短款连衣裙,外罩一件深蓝薄外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深绿色的眼睛中有风霜之色,皮肤也不是很好,大概是年轻时在马达加斯加之类的丛林里待得太久的缘故。个头出乎意料地小,但举手投足间,仿佛有一种活力要从身体里爆发出来。
 
    她的办公室就挺像 《 哈利波特 》 电影里的某个布景,圆屋顶结构,是“老学堂”最高的一间阁楼改造的。剑桥有不少地方给人这种不真实的、电影一样的感觉。比如“老学堂”,剑桥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差不多 6 加多年了,原属于国王学院,后来被剑桥大学买下,作为学校的行政和管理中心,但庭院深深,巨大的石壁呈深褐色,尤其给人一种岁月斑驳的感觉.
 
    其实,见识过了一些老学院的奢华,这间校长办公室相对狭小得多,也朴素得多,但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一是因为天花板极高,密密的几排橡木书架也高得厉害,从地板直接天花板,营造了一种奇特的庄严感.二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人一种古旧、厚重的感觉,尽管是现代化的沙发、书桌、地毯、红木会议桌,但岁月幽深之感挥之不去。
 
    “老学堂”的凸出式窗户据说是全剑桥最美的。从它的窗口看出去,剑桥大学的核心格局历历在目 ― 东向是议事堂,一幢漂亮的古罗马式建筑,学校的重大典礼,包括毕业典礼、颁授学位,都在这里举行,南面是国王学院的大教堂:往西是三一礼堂和克莱尔学院,北面则是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再远处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尖顶隐约可见,那里有着全世界无可匹敌的藏书, 800 多万册,据说英国每出版 l 本新书,都会送 1 册到这里收藏。
 
    像剑桥这样一所大学,无论建设,还是维持起来,都是非常昂贵的。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一方面使它经常性地陷人赤字运转,另一方面过于受制于政府。为了扩大资金来源,也为了保护大学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艾莉森教授在剑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一种美国式的捐赠系统。她上任第二年开始筹划剑桥建校 800 周年的筹款活动,目标是到2012 年筹到 10 亿英镑,主要筹款对象是剑桥校友。这本来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任务。剑桥的 31 个学院都是私人产业,各自为政,校友捐赠是主要收人来源,因此每个学院都死死护着自己的校友资源。但艾莉森教授成功说服了 31 个学院资源共享,共同合作,短短 5 年内就筹集了 8 亿英镑。她曾说过:“对我来说,剑桥大学不是管理的问题,而是找到有效协作的方式。”有人说她是天生的外交家。
 
    40 年前作为学生, 40 年后作为校长,艾莉森教授的一生与剑桥渊源深厚。 2003 年 10 月,在她的就职演讲中,她曾经说:“作为副校长,我的首要任务,是剑桥大学价值的守护者。剑桥大学代表了什么?什么是应该被珍惜的? " 
 
    对她来说,这恐怕是一个贯穿一生的问题。就像她自己所说:“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真正理解剑桥也是困难的。
 
    三联生活周刊:耶餐法学院的教授安东尼 · 克罗受写过一本书叫 《 教育的终结 》 ,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放弃了最重要的一门课程 ― 人生的意义。在中国,这种缺失也非常明显。剑桥大学的情况呢?我读 《 凯恩斯传 》 ,那时候的剑桥学生谈论的核心问题是何为人性的善、生活的目的与手段,今天的剑桥还有这样的气氛吗?
 
    艾莉森:剑桥的学生必须为自己的学习承担责任,我们从不给他们灌输什么。他们要自己思考,而且要思考得很深,这样才能不断接近学习的本质。
 
    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东西。但我想,凯思斯探讨问题的方式,正是剑桥式深度思考的体验。理解是困难的,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必须挖得很深很深。在剑桥,学习不仅在于获取已知的知识,更在于理解,培养批判性、分析性、刨根究底的思维方式。与凯恩斯的时代一样,今天我们仍然鼓励学生理解意义的复杂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年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最关心什么?
 
    艾莉森:我是学人类学的,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系统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进化的?为什么过社会化的生活?为什么不独自生活?你知道,很多动物是不以社群方式生活的。这是思考人生意义吗?我不知道。但我的理解是,往深处思考,打破常规,超越知识的边界,这是剑桥最为鼓励的一种思考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艾莉森: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首先应该是,懂得如何自己思考,独立的、严谨的、深人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他怎么思考。其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剑桥毕业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不过,一个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太多的冗余或错误信息,无论网络、报纸、电视还是书本,因此,他要学会如何迅速筛选,训练强大的分析能力,能敏锐地捕捉各方观点,直达问题的核心。
 
    第三,他应该交游广泛,拥有灵活的、跨学科的视角。剑桥是一个学院制的大学,同一学院的学生读的是完全不同的学科,这种跨学科的交往与气氛,会激发他们身上最好的东西。我和很多本科生聊天,发现他们最为看重的事情之一,就是与一个完全不同专业的同学坐下来,互相学习和探讨,以突破传统的学科限制。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剑桥如此重视学生的社交生活?
 
    艾莉森:因为社交带来友谊。学院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学院给他们足够的个人关注度,又不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学生们以一种有趣而严肃的方式互相交往。对他们来说,这是特别有张力的一段人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思考,一起吃饭,一起玩乐,智力生活与社交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你可以花半个夜晚在酒吧里喝酒玩飞镖,另外半个夜晚与朋友严肃地交流学术问题。在剑桥这种环境里,友谊会发展出不同的面向。我一直好奇,这些年轻人到底哪来的时间睡觉?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学院制之外,剑桥的本科教育还有什么独到之处?
 
    艾莉森:第一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第二是学院制,这些我们刚才都谈到了。第三是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在剑桥,即使诺贝尔奖的得主,也要给本科生上课.我们的学生是在向学术前沿的一流学者学习,他们不仅传递给学生对一门学科的兴趣和热情,而且因为他们本人就是这个领域最好的学者,他们能真正带领学生超越知识的边界。第四,剑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学校之一,无论做学生,还是校长,我都有这种感觉,这里的美会渗透到你的灵魂里,变成你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是的,这里太美了,与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感觉有点不真实。
 
    艾莉森:但是,剑桥的另外一面,我同样非常喜欢的一面是,这不是一个有围墙的大学,它是内嵌在整个城市里的。当我离开办公室时.我不是走过某条校园小径,而是走在公路上,有商店,有公园,有咖啡馆,有百货公司,一个真实的世界。
 
    “剑桥现象”(集聚在剑桥大学和剑桥市镇内外众多的高技术公司,号称“欧洲硅谷”)已经有 40 多年的历史,吸引整个欧洲 8 %的风险投资,而且继续成长。学校的师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有机会进人到校园的环境。这些都让剑桥更加有趣和激动人心。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当成产业界,产业界和大公司是他们自己,剑桥是一所大学,我们有自己的位置,珍视自己的智力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对剑桥大学抱着一种罗曼蒂克的印象,这是一个象牙塔,一个读书和学习的好地方,它有自己的节奏和逻辑,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距离。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剑桥与外面世界的距离是否更远?你认为大学应该与外面的世界保持一种什么样的距离?
 
    艾莉森:我从来没兴趣在一个象牙塔里生活,剑桥大学的使命一直是,通过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对社会做出贡献。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动荡的世界里。人口持续增长,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不断消耗,人类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些全球比的、社会性的变革,不仅威胁着整个星球的健康,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剑桥大学,驱动它在教学、研究上的变革,改变学生与教师的群体构成。
 
    对一所大学来说,在象牙塔与社会参与的角色之间,原则上可以是一个问题,实践中也确实有一种张力。但我有信心,只要大学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目的,并且愿意制定政策来保护这种核心价值,我并不担心它与外面世界的距离如何。
 
    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是教育者,是研究者,它通过教育和研究,改变世界思考的方式,改变世界运行的方式。
 
    其余的,都是具体操作问题。比如,你要求你的教授必须教书,还是只做研究就行了?如果你的教授要去创业,他可不可以不做研究?剑桥会说,如果你想创业,请申请休假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专心开你的公司,然后决定你到底想做一个学者,还是一个企业家。
 
    剑桥的很多教授出去创业,创业初期固然很兴奋、很有趣,但绝大部分人在创业之后往往将公司交给别人来运营,自己仍然回到学校。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最爱的仍然是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 100 年前,剑桥和牛津是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中国诗人徐志摩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甘愿在这里做一个访问学生。但是今天,美国的大学,哈佛、耶餐、斯坦福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时的第一选择,我想这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的削弱有关。你对此感到遗憾吗?
 
    艾莉森:就吸引国际学生而言,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英国很小,而美国很大。我在中国的时候,每个人都听说过剑桥,每个人都崇拜剑桥,但很显然,你们对剑桥的今天所知不多。我们希望吸引全世界最有才华的学生来剑桥读书,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更加积极地向中国的学生解释和强调: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的国家,但中国活在现在,眼光放在未来。剑桥也一样。剑桥有 800 年的历史,我们对此非常骄傲,但是剑桥同样是年轻的,它活在当下,当下的剑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
 
    但是,你必须了解,英国人的处事风格一向低调。我在美国生活了 30 年,我很了解美国人.我无法想象剑桥会像美国的大学那样振臂高呼,说我们是最好的,你们必须来这里!不,我们不会这么做。
 
    另外,我想应该纠正你的印象:剑桥有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学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最好的学生,当他思考未来留学的去向时,会非常严肃地把剑桥与哈佛、斯坦福排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请你谈一谈一所大学与国家的关系。美国的商等教育系统直接造就了美国的繁荣和强大。剑桥与英国的关系是怎样的?中国是一个正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面临巨大的杜会转型,我们急需来自大学的智力支持,但同时又困惑于大学的定位和目的。你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中,大学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艾莉森: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我能回答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作为剑桥的校长,这 6 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观察彼岸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巨大演变,我想中国教育的领导者还是很有远见的。你们的第一个努力势必是扩张。
 
    其实,英国也在试图扩展它的高等教育系统。就高等教育而言,每个社会都需要更多的机会。对中国来说,这个挑战更加严峻,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之后,下一步必然是对质量的追求。这是你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仅是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有如何发展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问题。
 
    不过,中国的问题在于,你打算在多大程度上让你的大学服务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美国和英国,这个问题同样存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来自子日益增长的对大学实际效益的需求,但实际效益的概念往往是狭隘的。
 
    如果大学的目的是帮助一个国家走出经济衰退,或者在未来几年创造经济财富,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公民,培养社会的领导者,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创造文化财富,提升人们的精神。为了这些目的,你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也需要艺术和人文,因为这样才能为社会创造长期的价值。
 
    在剑桥,我们有艺术与人文学院,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物理、医学…… 一所伟大的大学,就在于它的广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互。
 
    当然,当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当下巨大的经济需求和野心时,讨论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后记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她:“剑桥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艾莉森教授笑着回答:“剑桥给予我的,首先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它给我持续终身的友谊。”
 
    这两样东西伴随她走过 30 多年的研究生涯,从毒蛇遍布的巴拿马雨林,到马达加斯加的南部丛林.再到喜马拉雅山的山脚。
 
    当然,对人类学的兴趣和冒险基因还有一部分来自她的父亲。这段往事她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起,因为有趣,特记录如下:
 
    艾莉森 · 理查德生于 1948 年,英国肯特郡,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出生时,父亲已经 62 岁,她从不知道父亲的生日,因为家人担心她会因为有一个这么老的父亲而感到怪异。
 
    她父亲是苏格兰人,年轻时读达尔文的 《 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 》 ,就为了看一眼福克兰群岛,动身前往南美,结果在智利待了11年。至于最终是否到了福克兰群岛,却是查无下文。


    他是一个幸运的男人。 50 多岁才结婚,却活到 90 多岁,死时儿孙满堂。直到他死后,艾莉森才知道他对达尔文的兴趣。她说,父母最重要的角色是给孩子敢于梦想的自信。她 21 岁那年提出要去马达加斯加待上 18 个月,父母欣然答应。
 
    另一所大学对艾莉森教授意义重大——耶鲁大学。她 1972 年在伦敦国王学院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去了美国,在耶鲁大学执教多年,嫁了一个美国丈夫 ― 著名的考古学家罗伯特迪尤尔 (Robert  DeWar )。二人志趣相投,共同养育了两个女儿。
 
    等她以校长的身份重返剑桥之后,她这样比较剑桥与耶兽教育方式的不同:“在剑桥,我是凭直觉和兴趣学习的,在各种各样有趣的科目之间漫游。但这样的教育方式隐隐有一种不足感,仿佛有某种知识的黑洞。耶鲁则是一种高度管理化的教育。你不会了解一门科目,除非你上过课,拿过学分。从某种程度来说,学生是没有时间凭直觉学习的。这也是一种风险。我在耶鲁教出来的学生,他们所受的教育更加系统化,但我的会更好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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