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曹莉，对剑桥大学的“通识教育”感受颇深，“这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自由教育，即自由人应该受到的教育”．从剑桥归国后，曹莉负责清华本科生的通识教育，相比剑桥，她感叹：“国内大学里最缺乏读书的气氛。”她这样介绍利维斯教授。

　　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优虑，开启了一个传统，这就是大众文化批判中的利维斯主义。利维斯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想形成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 3 部著作。这 3 本书是 F . R ．利维斯 1930 年的 《 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 》 ，利维斯的夫人 Q . D ．利维斯 1932 年的 《 小说和阅读公众 》 ，以及之后利维斯和丹尼斯 · 汤普生合著的 《 文化与环境 》 。英国批评家弗朗西斯 · 穆勒思（ F . Mulhern ）在他 《 ＜细绎）的契机 》 一书中，曾将利维斯主义概括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反抗一个它无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或者替代的文化秩序。因此，它是既定文化内部的一种道德主义的反抗，不是标举另一种秩序，而是坚持现存的秩序应当遵守它的诺言”。他认为恰恰就是利维斯主义的这一“小资产阶级”性质，正合既不满现实又畏惧彻底革命的英国知识阶级口味，这个温和的明显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利维斯主义，统治英国文学批评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

　　如果说少数人文化在阿诺德那里是代表了“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在利维斯这里是特别体现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上面，那么对于利维斯的妻子、英国女批评家 Q . D ．利维斯而言，则更多体现了一种传统文学的危机感。在她 1932 年出版的 《 小说和阅读公众 》 一书中说，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文学的前景已经变得非常渺茫。诗歌和文学批评一般读者不屑光顾，戏剧就它同文学重叠的那一块来说已经死了，独有小说在苟延残喘，但是小说看来同样已时日无多。文学的传统读者们现在电影院里消磨时光，要不翻翻报纸和流行杂志，或者就听爵士音乐。 Q . D ．利维斯说阅读公众不再接触过去和它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究其原委，是因为大众传媒成功地传播了固定化了的，标准化了的思想和情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