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乐 Paris

深国交2016届毕业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哲学

通往哲学的道路

眼睛上的鳞片就这么剥落了

大二上学期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拿着笔记本往圣约翰学院走去。我去见我的逻辑老师，在此之前，我用一周时间读完了他布置的阅读和习题。这周的话题是“直觉主义逻辑（intuitionistic logic）”。我有着一种在学校里高年级学生那种“熟练工”般的自信，就像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对于分数运算十分娴熟，中学高年级学生对于有机合成路径十分娴熟一样，我花了一整周时间熟悉直觉主义逻辑的自然演绎法（natural deduction），学习它与经典逻辑的差别，以及它与经典逻辑的互译方法。我对所谓“一对一的逻辑课”感到十分好奇：在大一时，逻辑课是一对六的，主要是讲一些比较绕的证明题；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话题会如何展开呢？

敲开他办公室的门，还没等我进去，一个穿着鲜艳毛衣，戴着紫色耳环，剪着寸头的快乐的胖子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向我提问，问直觉主义逻辑与经典逻辑的关键的不同之处，直觉主义逻辑的来源，以及直觉主义逻辑的语义学（semantics）。等这些例行的谈话结束后，他开始像万花筒一样给我讲如何在直觉主义基础上模拟实数；不同的数学哲学传统如何殊途同归地指向直觉主义，以及直觉主义逻辑如何可以给形而上学提供指导。他那洪亮的声音，夸张的动作令人热血沸腾，恍惚间我竟然感受到自己似乎在布劳威尔（L. E. J. Brouwer，直觉主义创始人）本人的讲堂中——那时是上世纪30年代，布劳威尔以数学哲学革命家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在巨大的讲堂里开设直觉主义的课程，一座难求。

一小时像飞一样过去，下一个学生已经站在门口不满地盯着我了。我向他说了再见，关上他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心情依然振奋不已。世上竟有这般学问！语义学、形而上学和逻辑居然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我眼睛上的鳞片就这么剥落了。”康德这样形容他读完休谟时的心情。眼睛上有鳞片所以看不清东西，休谟的作品让他重获光明，看到了现实本身的模样。我站在老师的办公室门口想起了这句话，感到自己第一次看到了哲学的精巧与深奥。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人突然看到了成品，一瞬间领悟了他每天在制作的零件的意义一样，以前学的形式逻辑、哲学逻辑、形而上学在直觉主义这里水乳交融。我恨不得飞去哲学系图书馆去借这周的作业，《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想更多地了解直觉主义。

剑桥的晚秋已经开始冷了，更加令人恼火的是学生宿舍的暖气会在晚上莫名其妙地断掉。我穿着毛衣，踩着暖水袋，把自己裹成粽子，如愿以偿地拿着达米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躺在床上看了起来。

我还记得大一时看达米特的痛苦经历。剑桥非常注重弗雷格的教学，而达米特算得上是当仁不让的弗雷格专家，所以达米特算得上是我最先接触的几个哲学家之一了。记得当时读他的《弗雷格：语言哲学》以及《弗雷格：数学哲学》时读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还不如弗雷格的原著好懂。但是那天晚上，凭着激动心情带来的冲劲，我觉得《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就像是《哈利•波特》那样好看，一口气把它看完了。但是一直看到了第二天，早九的课就要开始了，于是我赶紧啃了根香蕉，洗了把脸冲出去上课。那一天我感到了真正的心满意足，出门的时候觉得谁都人美心善，连学院院长家的猫都在对我笑。然而下午的确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在讨论莱布尼茨的班上我连睁开眼睛都很难，拿着笔的右手一直在发抖。

我没有错过成为一名哲学家的时机

尽管说求知是学生的本分，但是从小到大我学习的动力更多地来自“责任感”：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课本上的东西学懂背熟，有责任考上好大学，从而为将来找到好工作打下基础，过上自立的生活。在学哲学之前，我只有过一次是因为“喜欢这个学科”而去学习的经验。那是还在深国交时G年级的音乐课，我听从了大纲上“listen to the set music as often as possible”的建议，每天翻来覆去听考试的规定曲目。有一天，我点开听了上百遍的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听得入了神，到了发展部的时候感觉整个灵魂都被那绚丽五彩的半音阶给抽去了。尽管那时候我学习钢琴已近10年，但说实话那一瞬我才被音乐的美给感动。自那以后我坑了爸爸妈妈许多钱买了不少音乐相关的书，读得不亦乐乎，觉得非常开心。但是对于音乐我只有理解的野心，并没有自己要参与进去，自己演奏或者创作的野心。也许16岁的我已经意识到了我错过了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时机。当时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没有觉得遗憾；许多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爸爸妈妈给我的音乐教育，加上深国交的催化剂让我有了一个终生的爱好。这已经足够了。

而大二的逻辑课给了我第二次完完全全因为一个学科的魅力而去学习的经验。我只和逻辑老师见了四面，但是上完了他的课以后，我清楚地知道了我前进的方向。我的方向是弗雷格、哥德尔、布劳威尔、维特根斯坦、达米特所指出来的方向。尽管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理解人类思维的最基本规律，探索人类认知的边界。

这个“边界”指的并不是人类肉体的边界。我们看不到远处的星空，但是可以通过望远镜补偿这一缺憾；我们不能穿越大洋，那就造飞机飞过去，造船划过去。甚至如果我们想探索围棋的真谛的话，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帮助，算得更深，更远。电脑就是人脑的望远镜。但是如果思维本身有边界的话，我们会对这一边界束手无策，想要跨越它无异于想拎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起来。

我体会到了一种令我自己都惊讶的雄心壮志：我不仅想学习和理解达米特的作品，甚至想自己写这样的作品。我想把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给好好研究一番，彻底把这件事情搞个清楚。同音乐不一样，我可没有错过成为一名哲学家的时机；我这回可要好好把握我的时间了。

难以置信的好运来了

大二的第二个学期，英国大学老师因为退休金集体罢工。哲学系的老师们积极响应号召，甚至博士生们上的课都停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正愁没有时间看自己想看的书，学习自己需要的逻辑，然后我就有了大把时间，不用去上课，不用交作业，不用小组讨论，不用准备考试，整周整周地没有事。罢工的那个学期我像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几乎搬家到了大学图书馆。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大学生涯我在老师们罢工的那一学期学到了最多东西。 发自内心的求知欲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满足。我目前第一感谢的事情是可以填饱肚子，第二感谢的事情就是它了。

我经常坐在四楼北面，可以看到大学图书馆的入口，有不少支持罢工的师生也在劝阻人们不要进入图书馆工作。我在静谧的、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看书，下面人头攒动，拿着横幅和旗子，我键盘的敲击声比他们的呐喊声更大。我那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在英国是一个异乡人，他们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他们在把握他们的未来，而我在试图把握自己的未来。可是每天晚上从大学图书馆走回宿舍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丝不安：我真的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吗？

哲学对话在空气中飘荡

到了大三，可以完全自由选课。我尽可能多地选了逻辑课和形而上学课。然后出于“没有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的哲学系学生不是合格的哲学系学生”的心理，选了德国哲学。

大一时我说话十分谨慎，但是在哲学系这有时会过于狂热的气氛中变得越来越口无遮拦，开始珍惜与同为逻辑方向的老师与同学们交谈的机会，说了不少蠢话，但也收获了许多东西。剑桥与深国交最大的区别也许不在于一个是高中，一个是大学；或者一个校园很小，一个则是大学城。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国交课内和课外似乎分得特别清楚，上完课就是上完了，大家在食堂里，在操场上聊的是别的东西。但是在剑桥，如果你愿意，可以从早到晚聊哲学。如果能在食堂里，在路上，在公园里捕捉到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基本上就可以准备洗耳恭听一个小时的小讲座了。

与剑桥许多其它科系的同学们不一样，哲学系学生的归属似乎不是学院而是系里。我知道哲学系图书馆的灯每天都会点亮，系里的宝贝咖啡机每天都会有人去使用，系里的活动室每天同学们都会过去谈论哲学。柏拉图一定会感到欣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哲学对话依然在空气中回荡。

对于哲学对话来说，比起谈话的人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谈话的意愿。这一道理柏拉图已经在他那不朽的对话中为我们展示了，而我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有着同样的体会。无论和学长学姐，还是同级生，还是学弟学妹，甚至中学生谈话，都十分宝贵。哲学并不是由“知识”组成的，甚至哲学并不主要由“知识”组成；哲学是一种技术，而这种技术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得到锤炼。

进行哲学对话的条件非常苛刻，我有时甚至觉得如果谈话的对手不是朋友的话，哲学对话不可能进行下去。它要求你诚实地思考，动用自己一切知识和思维技巧，然后坦诚地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它要求你真正地倾听别人的诉说，并且公正地把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一起放上真理的天枰；它要求你理解你谈话对手的性情，充满同情心地引导与被引导；两个哲学谈话者既是敌人也是战友，在真理面前争风吃醋，却必须两人三脚地走向目标。

“我知道的东西都来自于我自身！”

“无论童年的时候受到过怎样的教育都无所谓！反正对于注定会成为钢琴家的人而言，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技巧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掌握一遍。”苏联钢琴教育家涅高兹在自己的书里引用了另一位钢琴家的话。当然涅高兹谨慎地加上了一句：“但是童年时受到好的教育总比受到坏的教育要来得好一些。”

本科毕业之际，我整理自己3年来的笔记，感觉自己像个守财奴在点钱似的。我感觉这些笔记里记的是“身外之物”，并没有融入自己的骨血，像是一个儿童在老师的指导下掌握了音阶的演奏方法，却不知道音阶在莫扎特的奏鸣曲中会像汩汩泉水那样流动，在肖邦的叙事曲中又会像狂风那样呼号。在哲学领域，我被灌输了哈农车尔尼般的标准教育，却没有“以自己的方式把技巧掌握一遍”。

“我造了一座模型桥！”

“我做了可以捡起高尔夫球的小机器人！”

“我研究了社交网络相关的数学！”

“我用古希腊语读了一遍《美狄亚》！”

“你的学科在干些什么呢？”每当被这么问的时候，我都想夹起尾巴溜走，我没这么干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没长尾巴罢了。哲学研究的东西实在是太过于深刻（贬义的“太”），以至于走出哲学系以后再谈论显得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我能跟一个学科学的小伙伴谈论也许我们没有正当理由相信因果关系和归纳法吗？我能指责人们，甚至很多有名的作者，总是倾向于把形而上学上的东西和认识论上的东西混为一谈而导致论证出错吗？哲学谈论的是时间的流动方向，语言意义的意义，数学证明的结构，在所有可能世界都为真的真理。跟不是哲学系的人说我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实在是太令人不好意思了。

可是我对这些事情的探究仅仅是鹦鹉学舌。我知道洛克关于因果论说了些什么，我知道休谟如何不同意他的观点，康德又如何不同意休谟的观点……可是我不知道关于因果论的真相。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想过一遍无济于事。

“我知道的东西都来自于我自身！”这是二战时惨死于劳改营的逻辑学家根岑的著名的豪言，也是在他以前和从他以后哲学学生一直在追逐的目标。

“我是个很幸福的人”

大三期末考试之后，国王学院的哲学院士们在院士花园里举行了一次园会。所有国王学院的哲学系小伙伴都去大喝特喝冰凉的免费香槟和吃事先老师们让大三的学生（比如我）洗好的草莓。到了差不多6点的时候，我和平时玩得比较要好的一个同学向老师们道别。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是我们见到他们的最后一面，不过几天我们就毕业了，各奔前途，远走高飞。

我们习惯性地走去学院的E Staircase里去看了看图灵的肖像，那里几乎成为了我们两个志愿成为逻辑学家的人的一个圣地，然后我们绕着凯恩斯楼散了一圈步，然后走出学院大门，往圣玛丽大教堂、凯斯学院、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那边走，身边有着不少开怀大笑的、准备迎接暑假的学生。我们遇到了同年级的一个哲学系同学，她拿着超市的袋子匆匆地往前走，跟我们打了声招呼。

我走在这条几乎天天走的著名的路上，意识到了已经有无数的人走过这条路。其中有着像牛顿、图灵、罗素、维特根斯坦、布劳威尔这样杰出的人，有着像我的逻辑老师这样的不会在哲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但是优秀的人，也有着希望成为哲学家而未能如愿的人，当然也有拿了学位就跑路对哲学浅尝辄止的人。无论能走多远，起码我确实地走在了通往真理的路上。

“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很单纯、很简朴。我们并不野心勃勃。如果说我们也有骄傲的话，那是因为在想到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成果时的骄傲。我们对别人既不嫉妒，更不怀恨。唉，我亲爱的先生，有人认为劳动的幸福是句空话，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我深深感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我是个很幸福的人。”——[英] 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